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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思菘、李偉菘:我們打開了新加坡音樂之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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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6月19日 09:57
來源:騰訊網 選稿:實習生 余燕
你當然聽過孫燕姿、林俊傑、黃義達，你也一定聽過《我等到花兒也謝了》、《聽說愛情回來過》，在這些閃閃發光的明星和歌曲的背後，是李思菘、李偉菘這對孿生兄弟的名字，經由多年漫漫旅途的征程，由他們代表的新加坡音樂人終於站至前台。
你當然聽過孫燕姿、林俊傑、黃義達，你也一定聽過《我等到花兒也謝了》、《聽說愛情回來過》，在這些閃閃發光的明星和歌曲的背後，是李思菘、李偉菘這對孿生兄弟的名字，經由多年漫漫旅途的征程，由他們代表的新加坡音樂人終於站至前台。在言必稱港台的80年代，是他們打破了沉悶的新加坡本地創作僵局，在熱鬧的新謠運動中，跟巫啟賢、許環良等人一道為新加坡流行音樂奠定了動人的一筆，而音樂學校的創辦，更為整個華語樂壇貢獻了來自新加坡的力量。
李偉菘、李思菘少年兄弟倆。
在言必稱港台的80年代，是他們打破了沉悶的新加坡本地創作僵局，在熱鬧的新謠運動中，跟巫啟賢、許環良等人一道為新加坡流行音樂奠定了動人的一筆，而音樂學校的創辦，更為整個華語樂壇貢獻了來自新加坡的力量。
電視劇歌曲是成名途徑
我們倆差不多包辦了那時全部電視劇主題歌
李偉菘、李思菘兩人的偶像是顧嘉輝，兒時夢想是能像他一樣為電視劇填詞作曲，80年代的新加坡，還沒有什麼本地流行音樂的概念，最熱門的專輯是一批說不出名字的新加坡藝人翻唱的粵語口水歌，但年輕人已經開始懂得聽英文歌，日文歌，而不僅僅局限在港台音樂的天地裡。
南都週刊：你們倆參加的電視劇主題曲創作比賽在新加坡經常舉辦嗎？
李思菘：那是1984年，新加坡廣播局為首部電視連續劇《霧鎖南洋》徵集主題曲，是新加坡的第一次。新加坡整個娛樂事業還相當的新，新加坡人聽歌都是聽港台的歌，新加坡年輕的音樂愛好者還沒有渠道去發表他們的作品，正因為如此，新加坡媒體也不知道，如果開拍電視劇需要的歌該從何處去找，寫歌的人也沒有渠道跟他們接觸，所以只有通過這個比賽來發掘有潛能的創作人，所以這個比賽也趁機發掘出一些詞曲創作人。
李偉菘：要知道我們的偶像是顧嘉輝，能有機會為電視劇寫歌，當然很開心，我們也通過這個渠道認識了很多電視台的人，之後便寫了《鐵蝴蝶》、《紅頭巾》、《天涯同命鳥》……我們兩人差不多包辦了那時候電視台的主題歌。
南都週刊：演唱電視台主題歌是成名的好途徑麼？
李思菘：一般來講，歌手都是由電視台的導演決定的，他會去找人來唱主題曲，像鳳飛飛、黃鶯鶯、陳淑樺、余天、巫啟賢、李宗盛等都唱過。唱一部電視劇主題曲，的確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一個渠道，所以不少本地歌手也會爭取去唱，因為準備開始發片，寶麗金、EMI等公司已經在新加坡開分公司了。
李偉菘：像我們倆，也是因為寫了這些歌，才有機會被更多人認識，我記得當年《天涯同命鳥》的緣故，我們被邀請到上海拍攝電視特輯，這是我們第一次踏出國門，後來還在上海開了演唱會。
南都週刊：為電視台創作收入好嗎？
李思菘：這是我最難養活自己的一個階段。電視台那時候一首歌買斷版權，就付200元新幣，其實不光我們沒有版權概念，連電視台也沒有概念，第一次寫給黃鶯鶯的時候是400，後來不曉得怎麼就是200了，從1984年到1987年，都是這個價錢。當兵後，我去跟電視台談價錢，能不能多一點，電視台拒絕了，我也不給他們寫歌了。
李偉菘：就我們兩個二百五願意這麼低價寫歌，其他人都不寫，所以等到我們也不肯寫了，新加坡電視劇就沒有所謂專門的主題歌創作，而是隨便找一些流行歌手的歌曲塞在後面。
受台灣民謠影響，新謠誕生
引發「李氏兄弟的音樂算不算新謠」的討論
在李偉菘、李思菘為電視台寫歌寫得風生水起的時候，以巫啟賢為代表的另一波創作人受到台灣民謠的影響，也從校園出發，開始固定發表自己的作品，每年舉辦一個新謠節，新加坡人自己的創作逐漸受到關注，更引發媒體口水戰：到底何謂「新謠」？
南都週刊：你們跟巫啟賢他們是不同的？
李思菘：我跟偉菘是比較專注於電視劇主題曲的發展，像巫啟賢、許環良他們則是從校園的圈圈裡開始創作生涯的，他們叫做新謠，是被台灣的民謠影響的，彈彈唱唱的風氣逐漸成形，新謠的力量成長起來，他們每一年都會搞新謠節，發表作品。我跟偉菘不在其中的原因是因為新謠的感覺是比較學生氣的，書卷味濃一些。
李偉菘：巫啟賢當時在新加坡唸書，他在校園搞創作，另外像許環良(現海蝶創始人兼音樂總監)、黃元成、許南盛就組成「水草三重唱」，還有梁文福、黎沸揮，新謠這個概念是當時就提出來的，他們一般會到很多學生去逛的書城現場彈唱，一下子風靡起來。
南都週刊：這個運動對新加坡音樂創作有多大影響？
李思菘：在此之前新加坡藝人都很悶的，雖然新加坡有一些本地的唱片公司，但做的事情不是發掘新加坡歌手，而是找新加坡人翻唱港台歌手的紅歌，賣口水歌，然後去登台表演。新加坡每年中元節都有歌台，另外還有新世界之類的嘉年華會，那些新加坡藝人就去跑那些演出，真正發專輯的機會非常渺茫，大家都認定只有港台藝人才是藝人，新加坡藝人都是不好的。像我們給新馬歌手做唱片，發片也只是專攻新馬，兩地加起來如果銷量有20萬就很好了，我還記得我給個印度人做專輯，他的主打歌叫《恆河的那一端》，很有趣。
李偉菘：以前有一兩個寫廣東歌的，像張德蘭那首《相思淚》，就是新加坡音樂人寫的，但之後確實出現了斷層，直到新謠出現，大家才又重視起本土創作這回事。
南都週刊：你們倆是何時融入新謠的？
李思菘：大概是1985年，我們也被受邀到新謠的晚會上去演唱，其實是新謠那一批比較刻意去做這樣的區分，新謠就是走書卷風格的。我們並沒有刻意區分，但確實我們主要是針對戲劇的內容去發展我們的創作，比如古裝劇，我們可能要寫一些傳統特色的，如果跟民國時代相關的，我也要找一些那個風格的東西，所以顯然會更多元，幾乎所有歌都是命題作文。
李偉菘：那時候媒體還會做這樣的討論：「李氏兄弟的音樂算不算新謠呢」？等於是將我們與他們劃了兩派。後來我們也爭論，嚴格來說我們也是新謠啊，你們做民歌，校園歌曲，我們寫電視劇，都是新謠，都是新加坡人創作的音樂啊。後來還有人說新謠變質了，開始考慮市場，商業性了，我們就會說，新謠也會長大，難道要一輩子都拿著吉他在校園裡彈唱麼？那就是閉門造車，井底之蛙，難道不要進步嗎？
新加坡人要像sales一樣登門去推銷音樂
現在在台灣發片有60%都是星馬歌手
巫啟賢由劉文正帶到了台灣，李氏兄弟也被小蟲賞識拉進了更大的華語流行圈，然而要真正融入與壯大力量，他們都經歷過非一般的磨練，可以說，新加坡音樂的江山，是他們手把手，一步步打下來的。
南都週刊：到台灣發片意味著什麼？
李思菘：巫啟賢被劉文正帶到台灣去發展，他打了頭陣開了門，讓大家知道新加坡的音樂是什麼。而我跟偉菘是直到1993年開了錄音室，小蟲帶了杜德偉過來，看到我們了，說我們長得有點像藝人，希望我們去台灣發片。我們就加盟了王者之劍發了專輯，最大的好處是認識了李宗盛、羅大佑、陳升等前輩，給了我們不少機會，比如李宗盛就讓我為林憶蓮寫了《聽說愛情回來過》。
李偉菘：跟我們同期發片的歌手還有張宇、王馨平，但我們定位錯了，你知道我們的專輯名字叫《玩耍》，造型是長頭髮的、很洋化，可是小蟲製作人給我們做的是中國風，然後拍了一支MV，美術指導是葉錦添，就是那種很華麗的超現代古裝，結果就是幾不搭，什麼都不是。加上台灣當時唱片宣傳的狀況我覺得很悶，要去上一些變態的遊戲節目，覺得在走回頭路，於是下定決心專心做幕後。
南都週刊：這時候你們兩兄弟的發展就不同了？
李思菘：我主外，打世界，我結束宣傳後飛到香港，上去寶麗金區丁玉的辦公室，專程拜訪他，他就順便問我有沒有歌，我就問是誰要唱，他說張學友，我說有，現場彈給他聽，那就是《一千個傷心的理由》。再後來便是李國祥、劉錫明、趙詠華、楊采妮……楊采妮做完了後，她的經紀人把我介紹給了她的好朋友陳澤杉，當時他是唱片公司的marketing，他就邀請我幫他做一個新人，就是梁詠琪，她那時候怯生生的兩隻手放在後面跟我說，老師你好，很可愛、很學生氣。陳澤杉想行銷策略，我就想音樂，這是另外一個轉折點，我的製作從星馬真正擴展到了香港跟台灣。
李偉菘：對，我開了李偉菘音樂課室，教材、課程設置都是我搞定，燕姿她們趕上好時候，都是我自己來教。第一期就排長龍報名，因為大家等太久，終於在新加坡有這樣的專門音樂學校。這所學校開了以後，很多人都學著我開學校，可是不到3年差不多都倒了，只剩下我這一間還是新加坡的中流砥柱。不同的是，那些學校的廣告是「想要成為明日之星嗎」這樣的廣告詞來吸引人，而不是真正教唱歌。而我招來的學生，50%都是純粹喜歡唱歌，而不是想要當歌手。
南都週刊：但最後你們合在一起讓更多人認識到新加坡音樂？
李思菘：最早我們出來的時候，新加坡人是在聽別人的東西，唱別人的歌，但現在有我們自己的歌，而且在影響整個華語圈……
李偉菘：從音樂學校出來的歌手有孫燕姿、林俊傑、黃義達、泳兒、郭美美……新加坡音樂界的力量更強，現在在台灣發片有60%都是星馬的歌手，我們算是打開了一道門，以前我們把歌推向海外是多難的一件事情，每次有外國的音樂人來新加坡，都會說歡迎大家把歌寄給我們，可是寄去了都是沒下文，死得不清不楚，總結經驗就是我們必須走出來，要走到那邊做自己的sales。
結束語
新加坡音樂變得更強，李思菘、李偉菘受到更廣泛的認可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們卻擔心，現在的新加坡年輕人並不瞭解前輩打天下的苦楚，少了當年他們向世界出發的使命感，有一天，新加坡音樂可能再次出現新的斷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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